若干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前见到迎面走来的范亦豪先生时，我恍惚时光从来没有流淌过。那是2000年的元旦，冬季的风正刮得凛冽，天津在正午白白的阳光下因为有了一个人的存在而开放出硕大的花朵，那些花朵是那个城市神秘而优雅的气息，它们在城市的深处暗香浮动。一个城市在那一瞬间攫取了一个行走者的灵魂。我注视着冬日阳光下的范亦豪先生，如同注视着一个传奇，他挺拔卓然的风度正穿越时光的经纬呼啸而来，而他脸上灿烂的笑容是我在这个世纪之初最为清澈的记忆。
　　而我，从不知道，一个生命可以这样深刻地影响另一个生命。
　　作为一段政治历史的见证者，范亦豪先生有着整整18年的“牧马人”经历。我在早年获得的信息中试图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踪迹，但是我发现我感知的是一片混沌的疼痛。二十七年前，我是范先生的学生，当他站在讲台上，以他卓尔不群的姿势，纯正磁性的语音，大气潇洒的板书，和锋芒毕露的讲课一起席卷了我们的视听感觉时，我知道，他点亮了我的未来。那是一种真正的启蒙，一个精神意义的传播者以他优异的倾诉而让这个世界有了更多耐心的倾听者，并且在以后漫长的时光中过滤了倾听的杂质。而我的倾听正在深入，我已经触摸到了那在黑暗深处挣扎疼痛的生命，那在青海海北辽阔的草原上无处不在的精神气息。
　　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就这样被放逐在时代的边缘。他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北师大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却由于“右派”的政治帽子而命运倾覆。他独处于世界最高处的荒原一隅，在清冷的黯夜倾听大地的寂寞，草原的独白是长久的黑暗中惟一能抵达他内心的音乐，他的思考也由此长出了飞翔的翅膀，向着黑暗的极地掘进。范亦豪先生是被政治的大手抛向荒原的，然而他的强悍的精神却在空寂之野闪烁着锋利的光芒，并以此照亮了自己放逐荒原的生命行走。18年身处草原藏地，他从没有停止行走的思考，他知道，大地深处有他才能知晓的生命暗语，他被大地的荆棘刺出灵魂都要尖叫的血涌创口，然而也只有大地才是接纳和充满他的惟一血亲。在这样的行走中，他的躯体伤痕累累，而他的生命却承接了天地精华。
　　2002年6月我离开青海的前夜，朋友驾车向海北蜿蜒而去，道路两旁是粗莽葳蕤的黑色森林，而安静是大地最纯净的声音。我相信我正在接近历史的某一个点，那种生命信息早已储存在我的内心，等待光亮降临的瞬间。我在汽车的行驶中给范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正进入他曾经走过的生命路途。电话那端的范先生没有些许伤感的语气，他的声音安宁而平和，在我听来却是缓缓推进的沧桑，时光的剃刀从来都是锋利无比，而此刻却在那样的一个安静的黑夜里切割着令人悲伤的钝痛。手机信号中断的刹那，我突然看到，一个坚硬睿智的生命的背影在时光的缝隙掉落下来，成为无法解读的个体标本。我只有从他最初行走的道路出发，抵达他再一次的边缘行走。
　　从草原归来的范亦豪先生似乎始终都不曾站在青海文坛的中心。他以一种最为自由的方式解放了自己，又以自由边缘的姿态选择了此后的生命指向。我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结束和开始。一段被迫抛掷的青春已然交付给了历史，他决绝地转身重新上路，非常的人生体验中获得的非常智慧成就了他边缘人的说话方式。上帝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他从青藏高原出发，顺黄河而下，然后进入海河流域，在天津南开大学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老舍的专家。途中渡过日本海，完成日本的两年讲学后又回到天津南开，他的生命是不断地迁徙和不停地行走，这使他注定要和一些杰出的灵魂相遇并且呼应，也注定了他在世界屋脊的精神守望和沿着河走的文化行旅。他的表达是诗性的智慧和锐利的直觉，它们奇异地成为一种混合物质，像是柔软的匕首，有着最出其不意的杀伤力。关于鲁迅，关于老舍，关于杨志军……从文学史大家到文学新人，范先生无一不是进入他们与他们灵魂对视，他看到了他们的绝望、坚执和令人惊悸的突围，也和他们一起完成了最后和最初的超越。他最终成为作家老舍的灵魂相通者。
　　范亦豪先生于我而言并不纯粹是学者意义的文化人，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智者和孩童的天然气质令我迷惑，也使他的灼人的影响力有了出处。2000年元旦的夜晚，我和范亦豪先生及夫人王世樵先生穿行于天津的大街小巷，街道被月华覆盖，殖民者遗留的建筑氤氲着逝去时代的心事，也在呼吸沉默的午夜时分让我触摸到遥远尖利的疼痛。月光下行走的范先生依旧丰神俊朗，王先生依旧温婉清丽，擘开70年的岁月风尘，他们还是如此高贵而优雅，从容而澄净。人生的沉淀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氛围，靠近他们，就是在靠近着一种记忆，一种清澈，一种丰沛的生命。我早已拒绝回想往事，然而当又一年的元旦到来时，关于范亦豪先生的记忆却让我的疼痛有了着落。有的时候，靠近一个人，也是在靠近一次灵魂的再生。喧嚣退去，浮华不再，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够与此时的安详对峙了。